作者：蘇靜靜（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據媒體報道，美國在全球49個國家和地區有超過336個生物實驗室。國際社會持續質疑美國生物實驗室布局全球的用意，也質疑這些生物實驗室的安全性。特別是俄烏沖突后，俄羅斯曝光美國在烏克蘭等前蘇聯國家內實施大規模軍事生物計劃，進行與生物武器相關的生物學實驗，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并公布了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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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歷史上美國開展生化武器研發的種種行徑，我們可以發現美國軍事生物活動具有如下三個特點：

一是歷史悠久。美國的軍事生物活動，包括在海外建立生物實驗室，具有很長的歷史。有研究認為，早在1898年，美國就為了配合其海外殖民軍事活動，在海外建立了生物實驗室。1900年，美國軍方開始專門對中南美洲的黃熱病和鉤蟲疾病開展研究。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創建和發展也與戰爭和軍事目的有著密切關系。二戰末期，美軍深受瘧疾等熱帶地區傳染病困擾。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協助國防部實施了一項名為“戰區瘧疾控制”的項目。1946年，這一項目的負責人和主要參與者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傳染病中心，后在各方大力推動下，美國疾控中心得以成立。

在一戰和二戰期間，美軍就意識到，在海外開展一些軍事活動需要配置相應的軍事衛生體系。自二戰以來，美國的軍事生物研究活動更為頻繁。歷史學家珍妮·吉耶曼在《隱藏的暴行——日本細菌戰和美國在東京審判中妨礙司法公正》一書中披露，美國與日本生物武器研究工作的關鍵人士接觸頻繁，獲取日本細菌武器等生物武器的研發材料，包括日軍在人體實驗、細菌戰、毒氣實驗等方面的數據。德特里克堡和達格威實驗基地是接手這些生物戰資料的主要機構，至今仍是美國生物軍事化研究的主要基地，其中，德特里克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目前也擁有美軍唯一的P4實驗室。

當今美軍的海外生物實驗室，一類是作為其海外軍事活動的衛生保障支撐機構；第二類就是在敏感區域設立的具有特定目的、配合其重大活動的所謂“科學技術合作中心”。近年來，美軍更加注重海外生化研究機構的研究能力與部隊軍事需求相匹配，將優勢資源分配給那些可以優質、高效完成研究目標的機構。

二是參與方廣泛。美國軍方的生物研究活動甚至是生物武器的研發，并不僅僅由美國軍方推動和參與。美國加州大學生物學家羅斯伯里和卡巴特在《細菌戰》一書中就坦承，他們曾和許多其他科學家一樣，作為“愛國者”欣然參與軍事生物研究。他們游說美國國會、政府和軍方加強相關能力建設，理由是平民大眾和他們的生產能力也是現代戰爭的一部分，而看不見摸不著、大面積傳播的化學和生物武器能夠給平民心理造成恐懼，可以作為現代戰爭中一種重要手段。

與此同時，美國醫藥企業也深刻影響著美國在軍事生物研究領域的政策。作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締約國，美國如今卻成了唯一阻攔《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的國家。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藥業工業專利的需要。在議定書談判期間，美國制藥和生物技術工業的游說者強烈反對實地考察，認為這是一種經濟威脅。

近年來，鑒于全球地緣政治變化及軍事生化研究敏感性提升等原因，美國教學科研機構成為美軍生物研發計劃的實施主體，具有更強的隱蔽性。有報道稱，此前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生化研究模式逐漸由美軍主導實施轉變為由國防部相關機構提供資金支持，依托美國教學科研機構開展區域性生化主題研究。

三是國內外監管政策極為雙標。雖然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曾使用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但是美國作為生物技術強國一直走在生物安全立法規制和治理建設的前列，并持續加強其法規體系和治理體系。2010年以來，美國發布了《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等多份重要政策文件，力圖使生物技術研發處于良性軌道，維護公眾信心。然而，在國內監管環境日趨嚴格的同時，美國把本國的軍事生物技術活動轉移到海外。畢竟相對美國本土來說，海外環境對于開展這種模糊的生物技術研究的監管相對寬松，對生物實驗室運營的限制也更少。

美國一方面不斷加強“國土安全政策”，另一方面卻在加強《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國際努力上打退堂鼓。《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第一份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專門類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多邊裁軍條約，于1972年4月開放簽署，1975年3月生效，截至2023年1月共有184個締約國。公約在防止生物武器擴散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的缺陷在于缺乏核查和遵守的條款。換言之，各國是否遵守了公約是不透明的，如美國軍方在越南戰爭中無視公約的做法已被相關研究揭示。2001年，國際社會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基本達成一致，但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所謂“防御性生物武器計劃”的美國突然單方面退出，并且二十余年來一直反對重啟核查議定書談判，強調自身特別的軍事保密需求和制藥工業專利權需求。然而，美國宣稱的國家利益與人類的共同利益相比，美國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保密也就不言自明了。

有學者認為，這反映了西方國家在本質上還是充滿傲慢與偏見。在國際條約談判之初，各國就被其分為“可信任的國家”和“不可信任的國家”，前者是英、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所構成的同盟，后者則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事實上，確鑿證據顯示，英、法、美、日都有研究生物武器的計劃，且極為隱秘。在這些國家看來，國際社會所有軍控、防擴散的努力都是針對南方國家的，只有北方國家核查南方國家的道理，沒有南方國家核查北方國家的資格，充斥著霸權和特權思維。

生物武器是一種不加區分地殺傷無防御能力人群的手段，無論掌握在國家還是恐怖分子手中，對平民百姓都是一種巨大的威脅。如果新型病原體和傳染性疾病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制，其影響可能溢出公共健康和生物安全領域，不僅直接威脅全人類的生命健康，而且會對民眾生產生活和心理健康產生深遠影響，甚至演變成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文化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有關生物武器的研究涉及不同領域的知識：生物學、醫學、軍事、歷史、政治、法律和倫理學。國際社會必須共同努力，互相信任，反對生物武器擴散，增強透明度，共同推動落實全球安全倡議。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08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