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張寅彭?演講地點：上海大學文學院網絡課堂?演講時間：2023年3月

本次講座旨在探討清代袁枚《隨園詩話》的現代性。《隨園詩話》是一部名氣很大的書。關于這本書，從前比較流行的一個版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出的本子。后來蘇州大學的王英志先生做過一個批點本《隨園詩話》，王英志先生是當代研究袁枚的專家，他做的這本書也是值得參考的。目前《隨園詩話》的版本較多，據我們上海大學鄭幸老師的研究，《隨園詩話》是可以分為家刻本和坊刻本兩個系統，現存的大概有三十幾個版本。

(資料圖片)

張寅彭?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清詩話全編》首席專家，主要從事中國詩學、清代詩學等以及日本漢詩學的研究。

《隨園詩話》的非理論形態

關于《隨園詩話》有許多誤解，比如早期刻本中有一條記載，說《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就是袁枚的隨園，后來這條被刪掉了，恐怕袁枚自己也覺得這個玩笑開得有點大，這是他自己造成的誤會。

而《隨園詩話》更大的一個誤會，實際上是出自詩學研究界內部。對清代詩學有一些了解的同學可能都知道，清代詩學有四大詩觀，即神韻、格調、性靈和肌理，四大詩觀構成了清代詩學的理論框架。其中的性靈說是由袁枚創立的，他的《隨園詩話》也因此成為后世用來解說性靈說的一個主要著作，基本上各種詩歌批評史的著作都采用了這個觀點。但如果我們從《隨園詩話》本身來仔細研究的話，特別是從《隨園詩話》書名切入的話，就會發現這個觀點即便不能說是完全不成立的，也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對《隨園詩話》這部書的一個比較大的誤會。

清袁起《隨園圖》?圖片來源：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網站

《隨園詩話》實際上是一部理論性不強的著作。性靈說與神韻、格調和肌理其實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三說都有非常強的理論色彩，各自都有專門的詩學著作來闡發。但是《隨園詩話》并不是一部專講性靈理論的著作。這里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隨園詩話》僅有的一點理論內涵。

首先《隨園詩話》講詩的原理，大而化之：

孔子論詩，但云興觀群怨，又云溫柔敦厚，足矣。孟子論詩，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遠，足矣。……少陵云：“老去漸于詩律細。”其何以謂之律，何以謂之細，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須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蓋詩境甚寬，詩情甚活，總在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論詩之旨而已。（補遺卷三）

同時《隨園詩話》在講作詩的條件、詩人的身份時，又講得非常之低，認為“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閫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為大也。”（卷三）這就把作詩人的門檻降低了，幾乎人人都可以作詩。之前他講孔孟的詩學原則高懸入天，然后又講詩人的身份可以低到不能再低，在這一高一低之中，《隨園詩話》就給詩打開了一個無限大的天地，人人都可以作詩，只要“近取諸身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補遺卷一）也就是說，人人都可以寫詩，只要動心、奪目、適口、悅耳即可。他先是給詩高懸了一個大標準，然后又提出詩近在咫尺，人人都可以作詩。

《隨園詩話》用上述兩段話，就把詩學的基本原理講完了。然后再創立一個“清”字的標準，用來評詩。我曾把《隨園詩話》中評詩的用語歸納了一下，約有19個“清”字，即承擔了全部的評說責能，包括：清妙、清婉、清氣、清絕、清雅、清才、清超、清脆、清蒼、清麗、清切、清逸、清老、清拔、清妥、清新、清曠、清嬌、清穩等等，一路下來評詩用語全帶著一個“清”字。這個“清”字的妙處在于，你說這個字很高，其實它并不太高，《論語》中說“清矣焉得仁”，如果只有清氣還達不到仁的境界；但同時這個字又很高，“楚辭”：“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這時候這個字又很高。“清”字就是這樣，又高又不太高。袁枚就把這個字拿過來評價《隨園詩話》中作詩的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又在“清”字的后面，根據不同的對象、不同的風格水平，再加上一個字，這樣就可以把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的詩歌都評價得十分到位。

袁枚像?圖片來源：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網站

這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明朝的胡應麟，他在《詩藪》中也曾用“清”字來評價古今詩人：

靖節清而遠，康樂清而麗，曲江清而澹，浩然清而曠，常建清而僻，王維清而秀，儲光羲清而適，韋應物清而潤，柳子厚清而峭，徐昌谷清而朗，高子業清而婉。（外編卷四）

這里胡應麟用的也是一個“清”字為主，再加補一個字，把各位詩人的風格概括出來，不過他用得相對嚴肅一些，而《隨園詩話》用得就更輕松自在一些，針對的對象也不完全一樣。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隨園詩話》中的這三段話，基本上就可以把它的所謂性靈說概括出來了：這是一個非常寬泛的詩天地、詩世界，人人都可以進入，人人都有可能寫出質量還過得去的詩。

所以對于《隨園詩話》的理論性，如果人為地要把它體系化，加以深入挖掘，給它建構起一個比較高深的內涵，我認為是比較困難的，而且也是沒有必要的。

以往大家比較多地采用《隨園詩話》第一卷第二條來解說性靈說：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為之格，誰為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范圍否？況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里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袁枚的這段話，分析起來是雜湊的，沒有什么嚴謹的考慮。尤其是他引用的宋代楊萬里（楊誠齋）的這句話，實際是找不到出處的。一百多年來，學者們在楊萬里的《誠齋集》中始終找不到袁枚引用的這句話。這里我可以下一個斷語，這句引語是袁枚自己編出來的，起碼是他記憶有誤，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興致寫下的。當然這句話雖然沒有出處，但是它的意思跟楊萬里的詩風是很接近的，而且袁枚也很喜歡楊萬里。

《六一詩話?溫公續詩話》書影?資料圖片

性靈說在《隨園詩話》中就是這樣的面目。如果根據這些就認為這是袁枚提出的一個鄭重的理論，我覺得是言過其實的。當然我也并不認為性靈說就是一個空泛之物，性靈說還是有其實質的內容和意義的。《隨園詩話》卷二有這樣一段話：

為人不可不辨者，柔之與弱也，剛之與暴也，儉之與嗇也，厚之與昏也，明之與刻也，自重之與自大也，自謙之與自賤也。作詩不可不辨者，澹之與枯也，新之與纖也，樸之與拙也，健之與粗也，華之與浮也，清之與薄也，厚重之與笨滯也，縱橫之與雜亂也。

這段話值得特別注意，我們可以看出，這段話是袁枚精心寫出來的。話分兩段。第一段講做人不可不辨的是：柔和弱、剛和暴、簡和嗇、厚和昏、明和刻、自重和自大、自謙和自賤。平時做人，這些都要仔細加以區分的。比如我們常提到的老好人，厚道不是等同于老好人的；“明”指的是明白人，什么都懂，但是對別人又不能要求苛刻。這段話表現出袁枚對人性層面有非常精微細致的體會，說明袁枚對人性是有深入理解的。第二段隨后說，詩也需要辨，澹不是枯，新不是纖，樸不是拙，健不是粗，華不是浮，清不是薄，厚重不是笨滯，縱橫不是雜亂。在我看來，澹不是枯，樸不是拙，陶淵明的詩是當得起的；新之于纖，我對這一組不是太理解，感覺這兩個字不太能夠對得起來；健不是粗，我覺得黃庭堅的詩可以當之；華不是浮，李商隱的詩能夠讓我們體會到這一點；清不是薄，可以對應王維的詩；厚重不是笨滯，杜甫的詩當得上；縱橫不是雜亂，李白的詩可以當得上。這里對詩的不同風貌的辨析，應該說也是非常精妙的。

所以我認為，性靈說雖然是有思辨性的，并且是很精妙的思辨，但是它的理論色彩是不強的，它并沒有構建出一個稱得上理論的框架體系，跟神韻、格調和肌理等其他詩觀，在理論的維度上不可等量齊觀。《隨園詩話》用詩話體寫出來的內容，主要不是在講理論，而是在煽動一代作詩的風潮，它是以這個見長的。所以清朝人有一個說法：自《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這個說法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

《隨園詩話》的新寫法

既然《隨園詩話》不以構建理論為自己的主要目標，那么這本書到底是要寫什么呢？這跟詩話這種體例的功能直接有關，我們來看看《隨園詩話》具體是怎樣運用這種功能，而達到很大的成功的。

詩話是一種與詩品詩說、詩格詩式不同的體例。中國詩學著述分三大體例，一種是詩品詩說，如鐘嶸《詩品》、葉燮《原詩》、沈德潛《說詩晬語》等；另一種是詩格詩式，包括皎然《詩式》、王昌齡《詩格》，陳應行《吟窗雜錄》收集了很多這類詩法之作；詩話則由歐陽修《六一詩話》作為開山之作，此后又有司馬光《續詩話》等。三種體例的基本性質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規定性。

袁枚撰隨園三十六種。資料圖片

而詩話這種體例，是以記事為主要功能的。《六一詩話》小序有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續詩話》小序則說：“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所強調的就是這個“記事”的屬性。從北宋歐陽修寫作第一部詩話開始，此后歷代所謂的“詩壇盟主”，往往都有這個習慣，就是要把自己跟詩有關的生平事跡，以及跟自己同時代的人與詩的有關事跡記錄下來。所以我曾經給詩話下過一個輔助的定義，叫做“當代詩史”。歐陽修寫第一部《六一詩話》，或者出于無意識。但這里我們需要考慮到，歐陽修不僅是文學家還是大史家，二十四史中的《新唐書》《新五代史》都是他參與或者主持修撰的，他創立出詩話這種專門記事為主的“詩史”體例，應該說也不完全是偶然的。

不過，歐陽修當時所寫的詩話，篇幅是比較短小的，一共28條，總計5000字左右，編為一卷。這種詩話寫法一直延續下來，到了袁枚《隨園詩話》之前，清朝康熙中期出現了一本影響很大的同類作品，這就是王士禛的《漁洋詩話》，篇幅要比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大得多，《漁洋詩話》總計280多條、約3萬字，分上中下三卷，發展已經很可觀了。而到了袁枚寫《隨園詩話》，篇幅又大增，達到16卷再加補遺10卷的超大規模，總計有40多萬字。

為什么這時候會出現這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意義又是什么？我認為要解答這些問題，需要結合上面我們分析的《隨園詩話》的非理論形態來理解。

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很自負地說：“近日十三省詩人佳句，余多采入《詩話》中。”（卷十六）清代的行省沿革，在較長時間里是十八省，而袁枚這里說他采錄了十三省的詩人佳句。而根據我以前的統計，其實《隨園詩話》采錄的詩作來源不止十三省，大約有十七省之廣，這自然就導致了《隨園詩話》篇幅方面的大擴容。

另外我們還需要考慮到，袁枚采集詩歌的方法對《隨園詩話》篇幅規模的影響。當時，袁枚采集詩歌的方法，一方面是他自己去采詩；另一方面是許多人主動投詩給他。《隨園詩話》也記載了這類情況：

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詩話，爭以詩來，求摘句者無慮百首。（卷六）

昆圃外甥訪戚于吳江之黎里鎮，有聞其自隨園來者，一時欣欣相告，爭投以詩，屬其帶歸，采入《詩話》。（補遺卷九）

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云而至。……以詩來者千人萬人，而加話者惟我一人。（補遺卷五）

袁枚這樣的采集和寫作詩話的方式，就跟以往的歐陽修、王士禛等人作詩話完全不同了。在袁枚之前的詩壇領袖作詩話，基本都是坐在書齋中寫他們的親身經歷。比如，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想要把那些名聲不大但是又有好句存世的、與自己有交往的詩人記錄下來，這就是他作詩話的初衷之一：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圣、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云，白發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白發，野思到春如亂云”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于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于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于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謂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六一詩話》第二三則）

王士禛在《漁洋詩話》中也專門提及此事，以示他對歐陽修“詩淪棄亦可惜，因錄于此”這種做法的繼承：

古今來詩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當代文柄者表而出之，與煙草同腐者何限？宋歐陽文忠謫夷陵，許州法曹謝伯初景山以詩送之云云……（《漁洋詩話》卷中）

而到了袁枚，他的詩話的記錄范圍，就突破了這種傳統的方式和動機，他面對的情況是：“四方以詩來求入”“以詩來者千人萬人”。袁枚在隨園中設一道長廊，四方投來的詩稿都被掛在那里，形成了一道長長的“詩廊”，袁枚稱之為“詩世界”。他從這些投詩中選出佳者，再編入《隨園詩話》，所以《隨園詩話》在采詩來源方面可以說是取之不盡的。

《隨園詩話》廣泛采集當時各色人等的詩作收入詩話，這種做法一直以來往往被批評為“濫”。比如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對《隨園詩話》雖贊賞其“話”精彩，但對錄詩卻不滿其濫。這個批評自然不無道理，《隨園詩話》里面有很多詩都是袁枚興之所至而采入的，并無多少詩味可品。

但是，我認為，身處21世紀的當下，我們重新審視《隨園詩話》價值的時候，需要把它放在當時所謂“乾隆盛世”這樣一個大的時代環境中來看。《隨園詩話》的篇幅如此之大、收采如此之廣泛，這跟當時的所謂“盛世”客觀條件是對應的。袁枚生活的時代，是自清代康雍乾三朝100多年積累下來的相對安定的社會局面，在這樣的環境中，袁枚才有可能得到新的視野，采用不同于前人的新的詩歌采集方法，上自朝廷大員，下到隨園里的清潔工，都能在這一部《隨園詩話》中得到反映，成就了這樣一部前無古人的新作品。

《隨園詩話》的這種寫作新方式和新體例，在當時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很多人起而效仿。我這里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法式善的《梧門詩話》，另一個是袁潔的《蠡莊詩話》。法式善在乾隆年間擔任過國子監祭酒，他在《梧門詩話》中寫道：“近日袁簡齋太史著《隨園詩話》，雖搜考極博，而地限南北，終亦未能賅備。余近年從故家大族尋求于殘觚破篋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編于邊省人所錄較寬，亦以見景運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法式善是想用《梧門詩話》的“邊省人所錄較寬”，來與《隨園詩話》比一比的。袁潔也很推崇袁枚，他曾想做一個《隨園詩話》的精選本，但后來他自己寫了一本《蠡莊詩話》，他的這本詩話也是比照《隨園詩話》的采集規模，由十八省擴至更多區域。不僅如此，《隨園詩話》的影響在嘉慶、道光之后一直延續了下去，此后規模在10卷以上的長篇詩話，就出現得非常普遍了。

此外，《隨園詩話》還有一個大的主題，這就是作者希望與古今大人物即所謂“英雄”比試詩才的高下，以表白他一生“以詩自立”的抱負。這由全書開篇第一卷第一則所謂“古英雄初無大志”的曲折表達，就可以見得，這是更有現代意義的。我們未來有機會將圍繞這一主題繼續展開。

（本講座原文稿系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講座，后經作者修訂而成）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08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