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李鋒亮 孟雅琴（分別系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長聘教授和在讀博士生，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學“十三五”規(guī)劃優(yōu)先關注課題“北京市高校‘雙一流’學科的投入與產出研究”〔項目號：AGEA2020022〕的研究成果）

隨著時代發(fā)展、社會進步，以及人們對高等教育認識的不斷深化，高等教育僅追求數(shù)量上的發(fā)展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和人民需要，高等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等理念逐漸為社會各界所關注。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為提高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各國紛紛為大學提供資金，開展一流大學、一流學科、一流學術共同體建設。本文梳理多個國家和地區(qū)一流大學建設相關政策與計劃發(fā)現(xiàn)，至少有30個國家和地區(qū)出臺了77項相關政策。按照地區(qū)來看，多集中在亞洲、歐洲地區(qū)，其中亞洲36項位于第一，歐洲33項緊隨其后，北美洲9項，大洋洲2項。按照國家來看，加拿大、中國、韓國、日本、俄羅斯、法國、挪威均超過5項，是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方案出臺較多的國家，與此同時，沙特阿拉伯、哈薩克斯坦、斯洛文尼亞等國也都有相關支持性舉措。從政策發(fā)布時間上來看，2004年之前僅21項相關政策與計劃，而2004年及之后有56項，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政策數(shù)量明顯增加。從上述趨勢可以看出，無論國家或地區(qū)處于什么樣的發(fā)展階段，是經濟、高等教育系統(tǒng)發(fā)達，還是經濟發(fā)展水平一般，都希望自己的大學能夠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1、因地制宜制定建設策略

各國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策略的選擇存在明顯的地域上的差異。對于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來說，共同特點是國家政府深入參與大學轉型的過程，且注重通過研究和開發(fā)支持國民經濟，如韓國的“BK21”計劃、“BK21?PLUS”計劃，日本的“全球頂尖大學”項目（Top?Global?University?Project）等。亞洲的國家政府通過刺激政策和財政激勵等方式，集中資源支持有競爭力的研究型大學，實現(xiàn)研究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增長，進而贏得“世界一流大學”的聲譽。

歐洲國家則更多通過建立卓越中心并配套建立競爭性資助計劃的方式來提升大學的研究和創(chuàng)新能力，有的聚焦在科學目標（如挪威的SFF），有的專注于經濟、創(chuàng)新目標（如丹麥的SPIR），還有的則關注更廣泛的社會目標（如瑞典的SFO）。歐洲國家等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國際知名度，提升對高水平研究機構和研究團體的吸引力，確保國家科學競爭力的實現(xiàn)。

還有國家通過新建大學的方式來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該類大學往往擁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和政策支持，為其發(fā)展創(chuàng)建充分的條件以沖到世界前列。如哈薩克斯坦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等。

2、通過國際化提升一流大學建設水平

國際化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特征之一。有研究發(fā)現(xiàn)，國際聲譽、國際影響力、國際學術研究等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特征。因此，包括國際聲譽、國際學生數(shù)在內的代表國際化水平的指標被看作一流大學建設成效評估的重要內容。提升國際化水平，成為很多國家推動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重要舉措。

如日本的“全球頂尖大學計劃”旨在通過國際化發(fā)展推進日本大學國際化的教育和研究能力，在提交申報材料時明確要求提交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改革構想書》。我國“雙一流”建設政策提出高校要全面提升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擴大國際影響力，并明確將推進國際合作交流作為改革任務之一。

很多大學在提升國際化水平上也有著相近的舉措，大多通過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等方式開展國際合作，注重生源、師資、科研合作國際化水平。在人才培養(yǎng)方面，注重國際化的大學往往將“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一方面增加經費投入，鼓勵師生“走出去”開展國際交流，另一方面通過獎助學金等多種方式吸引國際生源。

一項2019年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頂尖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均在22%以上。師資的國際化也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方面。世界一流大學師資力量高度國際化，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該項得分均在95分以上。在科學研究方面，各國家鼓勵高校間開展科研交流和合作研究。新加坡政府建立約六萬平方米的“卓越研究與科技企業(yè)學園”，鼓勵新加坡大學邀請國際頂尖研究型大學開展全球合作研究。根據(jù)InCites數(shù)據(jù)庫的統(tǒng)計，截至2020年1月31日，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一流大學國際合作論文比例均超過30%。

3、重視一流學科和交叉學科建設

很多學者認為，一流學科是一流大學的基礎，一流學科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判斷大學是否為一流的重要依據(jù)。如香港大學第14任校長徐立之曾說：“有10個到12個一流學科，我們就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了。”

世界一流大學一般是學科覆蓋面廣、國際化程度高的綜合性大學。很少有大學只因少數(shù)學科的發(fā)展而成為世界一流大學。2022年QS世界大學綜合排名第一的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與信息系統(tǒng)、化學工程、土木工程、電氣電子工程等專業(yè)排名均為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牛津大學，考古學、人類學、英語語言和文學等專業(yè)排名也均為第一。一流學科對于一流大學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因此，大多數(shù)世界一流大學都在注重學科多元發(fā)展的基礎上，集中資源打造世界一流學科，從發(fā)展規(guī)劃上給予優(yōu)先性，促進某些重點學科先發(fā)展，進而通過形成多個學科集群優(yōu)勢促進整個大學的發(fā)展。基于此，相關國家關于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政策也非常重視一流學科的建設。如日本“COE計劃”重點資助基礎性、前沿性、實力雄厚的學科，韓國“BK21工程”和“BK21PLUS”資助包括基礎學科、應用學科、新興學科、人文學科和交叉學科等在內的優(yōu)勢學科。

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大學自身，往往都比較重視交叉學科的建設，從政策與制度層面推動交叉學科建設，鼓勵高校跨學科交流。1997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啟動“研究生教育與科研訓練一體化項目”（IGERT），并從國家層面專門設置了一定比例的交叉學科或跨學科專業(yè)；200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等4大學術權威機構聯(lián)合表了《促進交叉學科研究》報告，強調交叉學科研究的重要性，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也對交叉學科開展多樣化資助。美國學科分類目錄從2000年開始就設置了“交叉學科”和“綜合學科”學科群，教師管理制度也采用交叉學科教師的聯(lián)合聘任制。瑞典的“林奈中心計劃”也鼓勵高校建立跨部門、跨學科研究中心，以此支撐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德國的“卓越集群”中的研究團隊由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基于研究主題創(chuàng)建，他們跨越學科邊界進行學術交流，推動德國一流交叉學科的發(fā)展。

世界一流大學也在探索多樣化交叉學科人才培養(yǎng)方式，如學校自主設置交叉學科、開設跨專業(yè)課程、進行跨學科招生、建立專門的交叉學科學位項目管理機構等。斯坦福大學開展Bio-X和“斯坦福挑戰(zhàn)計劃”，支持學校開展跨學科研究。哈佛大學開展交叉學科項目，注重培養(yǎng)學生跨學科素養(yǎng)，強調生源多樣性。牛津大學提供多樣化的跨學科課程，并且不同學院之間經常合作開展聯(lián)合課程和跨學科研究項目，其三分之一的課程都是由兩種以上科目結合而成，如“哲學與數(shù)學”課、“經濟學與工程科學”課等。德國慕尼黑大學注重交叉學科教學及研究成果在研究生實踐中的應用，積極探索多種校企合作研究方式，如企業(yè)委托研究、校企合作研究等。

4、注重政策實施的評估

隨著社會生活和政府管理的復雜程度、變化程度不斷增加，科學決策越來越成為現(xiàn)代政府執(zhí)政能力的體現(xiàn)與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要求。政策評估一方面可以幫助在決策難度提升的背景下提升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促進政府做出高質量的決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公眾和決策者檢驗公共政策質量和水平，正確認識政策實施的效果、效率和效益，調整政策導向和資源分配，改善公共政策。

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政策作為高等教育領域的重要政策，對其開展評估具有重要意義，政策評估的重要性得到世界各國不同利益群體的廣泛認可。評估不僅可以進行問責，還可以進行政策學習和政策規(guī)劃。因此，各國在世界一流大學政策實施過程中，也特別關注基于證據(jù)的評估。而且在評估主體上多為第三方機構。第三方評價機構主要由學科領域專家、教授、國際知名學者組成，既保證了評價的客觀性公正性，又保證了經費使用的公開透明性。

俄羅斯“5-100”項目的評估發(fā)現(xiàn)，項目對參與高校的生產力和效率都有顯著的積極影響。而韓國一流大學建設相關政策的評估發(fā)現(xiàn)，該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學的歧視性選擇，破壞了韓國高等教育的均衡發(fā)展，而且還降低了政府與大學間的溝通效率。而針對德國“卓越計劃”的評估發(fā)現(xiàn)，該計劃雖然對整個德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具有促進作用，但會產生馬太效應，加劇德國高校的分化。

開展評估對于幫助高校發(fā)現(xiàn)問題以及時做出調整也尤為重要。科學研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合理的高校科研評估體系有助于實現(xiàn)高校評估的有效性。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創(chuàng)高校科研評估系統(tǒng)的國家，其高校科研評估體系隨著社會發(fā)展、政策調整、對高等教育認識的改變而不斷改進。早在1984年英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就提出科學選擇性評估（RSE）；在此基礎上，1992年英國科研評估體系改進，評估標準由數(shù)量導向轉為質量導向，評價形式轉變?yōu)椤半p向結構”，完善同行評議評估機制、量化評價體系指標權重等；2014年則提出科研卓越框架（REF），其在公開、客觀、多樣化原則的基礎上，強調科研成果的創(chuàng)新性和社會價值，強調為國家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服務的貢獻。還需注意的是，英國重視對于評估結果的使用，通過REF評估結果指導大學對科學研究進行調整。

5、從形式上到實質上的一流

通過上述國際案例與經驗，可以發(fā)現(xiàn)國際上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具有以下若干共性。

其一，注重高等教育國際化。絕大多數(shù)的世界一流大學都注重創(chuàng)設優(yōu)質科研環(huán)境，吸引高水平外籍教師來任教，或者進行廣泛的學術國際交流提升教學與科研的質量；這些世界一流大學也會通過制定全方位多層次的留學生招生計劃，增加與高水平大學的學生交流項目、增設獎助學金等方式吸引優(yōu)秀留學生生源，增強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

其二，以交叉學科為抓手打造多個世界一流學科高地。一流學科建設是一流大學建設的基礎，一流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國內外大量的實證研究與實踐都表明，交叉學科建設有助于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chuàng)新，推動科學研究的重大突破。因此，國際上世界一流大學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在學院之外獨立設置整合研究所、研究中心、卓越集群和研究生院等實體機構，推動不同院系師資交叉授課，舉辦跨學科學位項目或多學科學位項目，實施多導師和反向導師制度等多種方式推動交叉學科發(fā)展。

其三，務實推進一流大學建設。盡管大學排名有一定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進入世界知名大學排名的榜單是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一個標志，同時也可以促進一流大學的建設進程。關于世界一流大學的研究認為，“一流”指代的是競爭中形成的比較優(yōu)勢，是一個比較的概念，在對比中名列前茅即為一流。國際一流大學建設經驗表明，大學排名是一流大學建設的標志，同時也可以促進一流大學的建設進程。因此，不能忽視大學排名的作用。但對于排名也需要客觀看待，要了解排名背后的機制。如果過分注重排名而忽視對內在本質的探究，只注重資金投入、挖人、排名、競爭、對標國際，有可能會陷入模仿陷阱，變得只是“像一流”。不應追求形式意義上的“一流”，而要追求實質意義上的“一流”。從文化意義來看，在高度上要超越功利，在寬度上要植根獨特的文化土壤，超越國界求“世界大同”。從教育意義來看，要立足于一流大學建設的目標，關注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國際合作等方面的切實成效，評估是否真正達到了建設效果。

最后，注重多方位、多主體的評估。世界一流大學需要承擔廣泛的社會責任，因此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不僅僅是大學的責任，同樣也是社會的責任。因此應該邀請相關利益方對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進行評估，并且將評估過程和評估結果為進一步的科學決策提供證據(jù)與基礎。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17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