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錕（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浙江金華人，生活于元明革鼎之際。他前半生處于山林民間，后半生居于臺閣要職，達至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彪炳史冊。同時期名士，學問與功業(yè)均隆盛者，莫如宋濂。然而，在中國思想史上，宋濂的學術身份歸屬頗有爭訟：即宋濂是文人還是儒者？宋濂是陸學還是朱學？宋濂是否為佞佛崇道者？圍繞此三問題，學界對宋濂產生了諸多誤解。茲尋繹其學術之脈絡，勘定誤解，以還原本來面目。

【資料圖】

宋濂是儒者不是文人

宋濂善文，一生寫下了大量的記、題、辭、箴、序、跋、論、辨、傳、銘、志、頌及古詩，不僅量多（合一百四十卷，今存一百零六卷）且質優(yōu)，世人珍愛傳誦，儼然當世文宗，人稱“宋先生”。明太祖朱元璋推崇他為開國“文臣之首”。黃宗羲說：“昔也宋金華（宋濂），文章莫與讎。”（《次徐立齋先生見贈》，《南雷詩文集》上）認為宋濂的文章無人匹敵。黃宗羲之子黃百家也說：“金華之學自白云一輩而下，多流而為文人，文與道相離，文顯而道薄耳！”（《北山四先生學案》，《宋元學案》卷八十二）作為金華之學許謙（白云）的后學，黃氏父子將宋濂視為“文人”。受明太祖及黃氏父子評價的影響，人多把宋濂視作“文人”，認為他不重視儒學。事實上，宋濂雖善文，但更醉心于六經。他自己平時“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白牛生傳》，《宋濂全集》卷十六）。尤不喜別人以文人稱呼，他說：“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圣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同上）宋濂的志向不是成為文人，而是成為窮天地之理、立志做圣賢的“真儒”。宋濂認為，儒可分為游俠之儒、文史之儒、曠達之儒、智術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道德之儒七類，而游俠之儒如田仲、王猛，文史之儒如司馬遷、班固，曠達之儒如莊子、列子，智術之儒如張良、陳平，章句之儒如毛萇、鄭玄，事功之儒如晏嬰、管仲，這些都不能歸入真儒，唯有千萬世所宗的孔子才是道德之儒，道德之儒就是真儒。他說：“我所愿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則學孔子也。”（《七儒解》，《宋濂全集》卷七十八）宋濂把仁、義、禮、智、信五德，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把修、齊、治、平的實踐看作真儒之道，發(fā)出“我所愿，則學孔子也”的感嘆！宋濂對好友胡翰傾訴說，自己對世俗所羨慕的縱情聲色、建功立業(yè)、詩賦文章、章句訓詁、曠達成仙等事毫無興趣，畢生孜孜以求的便是繼朱、張、程、周而上溯孔孟，成為真儒！還有，宋濂主張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他所稱許的文是“載道之文”而非“辭翰之文”，認為如六經那樣的載道之文，字字句句無不關系到“存心養(yǎng)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感應之機，治亂存亡之候”，（《徐教授文集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九）關系著補世教、扶民彝、淑人心，有致君澤民的實效，即使司馬相如、楊雄、歐陽修、蘇軾的辭翰之文難以與之匹敵。清人王崇炳在《金華征獻略》中指出，若翻閱《宋濂全集》所收文章，考察其處世為人，與同時名輩之多所稱許，宋濂確實文行兼優(yōu)，可謂“卓越聞道之大儒也”。

宋濂是朱學不是陸學

宋濂不僅是儒者，而且是有強烈道統(tǒng)意識的儒者。他以繼承孔—孟—周—程—張—朱一系之道統(tǒng)為畢生追求，認為朱子集周敦頤、二程、張載思想之大成，是孔子之道的真正繼承者，故朱子是“孔子之孝子”！在儒家道統(tǒng)譜系中，宋濂將朱子與孔子并列，可見朱子在他心中的地位！宋濂在《龍門子凝道記·段干微》中以廣闊的學術視野，對宋元諸家道學流派進行辨正估量。他批評王安石的“金陵之學”穿鑿附會經書而違背孔子之教，其倡導“功利”使天下孜孜于私利而忘掉為國，宋代亡國之禍肇始于此。認為三蘇“眉山之學”文辭才氣識見很高，缺陷是深受縱橫家影響而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永嘉之學優(yōu)點在于考證推崇先王經制禮樂，卻忽視了孔教心性之根本。永康之學優(yōu)點是豪氣萬丈、敢于抗戰(zhàn)，缺點是對先王以道德安民學說不能理解。陸九淵兄弟的“金溪之學”優(yōu)點在于本心光明、制行高嚴，缺點是致知窮理下工夫不夠。張九成的“橫浦之學”雖“清節(jié)峻標，足以師表百世”，缺點是儒佛混同而不分。指出金華之學“由經明物理，訂史求實用，由道問學而達至尊德性，事功性理不可偏廢”，得到濂洛之學正宗。總之，宋濂對道學其他流派多有批評，唯肯定“金華之學”是濂洛之學的正宗，呂祖謙以及承繼朱子學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四先生是金華之學的干城，表達了他承繼金華之學的強烈愿望。可以說，宋濂由金華之學而推崇朱子（包括呂祖謙），并把承繼紹述朱子學（包括呂學）作為自己的愿望和實踐。宋濂轉益多師，雖從黃溍、吳萊、方鳳學文，但因聞人夢吉而獲聞王柏之學，因柳貫而獲聞金履祥之學，他親自拜謁暮年臥病的許謙，并因方麟而獲聞許謙性理之學。從師承淵源上看，宋濂是金華四先生后學無疑。宋濂私淑吳師道、張樞，與他交友的戴良、王袆、朱丹溪、章溢、歐陽玄、胡翰、蘇伯衡、吳沉等人都是金華四先生的后學。

宋濂對理、氣、心、性、太極、陰陽的討論集中在他的理學論著《三問對》中。《三問對》是他繼承發(fā)明朱子及其弟子蔡沈之言而成，是對《太極圖說解》的闡發(fā)。宋濂主張“太極即理”，反對陸九淵的“太極即中”；認為“無極而太極”就是“無形而有理”，“無極”是對“太極”的修飾詞，反對陸九淵認為“無極”之詞為多余的觀點。他主張?zhí)珮O是一陰一陽之所以運動的樞紐。宋濂的太極論，完全來自朱熹的太極觀。還有，他在分析理氣先后關系時所呈現的某種矛盾和無奈心理，與朱子幾乎一樣。在心性論上，他主張“性氣兼論”，明顯受到朱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觀點影響。宋濂的“仁說”，認為仁是“心之德，愛之理”，“仁包四德”，并以“天地生物之心”說仁，這些命題幾乎都來自朱子的仁說。

的確，宋濂說“天地，一太極也；吾心，亦一太極也”（《贈云林道士鄧君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五）。“世間之理，其有出于心外者哉？”（《夾注輔教編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七）這與陸九淵“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無理”的表達十分相似，他受到陸九淵的啟發(fā)是無疑的。然而仔細分析便發(fā)現：宋濂排斥象山的“心即理”而主張“心具理”。在宋濂看來，秩序本體（“理”）不是“心”本身，而為“心”所“具”，“理”包涵于“心”。簡言之，宋濂的心學更接近朱子而不是陸九淵。而宋濂“六經皆心學”的主張，也不是來自陸九淵，而是受到呂祖謙“六經源自于人心”、“求心性于經史”的啟發(fā)。由此，把宋濂歸屬于陸九淵心學一派或將其歸為“調停朱陸”是有問題的，他屬于朱學確定無疑。

宋濂深入佛道卻不佞佛崇道

元代士人多讀佛道之書，常往來于佛道之間，頗有調和儒佛道三教之心態(tài)。必須指出，士人讀佛道之書并與僧道交往，不一定就能證明服膺佛道。若以佛道之交往密切就推論某人服膺佛道，是倒果為因的推論，這需要精細分析之。四十余歲為躲避朝廷的征召，宋濂公開宣稱做“道士”并入仙華山隱居，著述《凝道記》（注意：此書不是道家之作，而是儒家之書），甚至常行“服氣法”養(yǎng)生。當有人批評他“服氣”時，他卻區(qū)分了儒、道的不同，認為道家的“服氣”是“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己”，而他的“服氣”是“運量元化，節(jié)宣四時”，是與天地之氣同流，參贊天地萬物之化育（《月崛記》，《宋濂全集》卷五）。簡言之，宋濂認為道家“服氣”是私己，儒家“服氣”是行天下之大公，他更服膺于儒家。

宋濂自幼即熏染佛教，至中年已深入經教。他三次閱盡大藏，廣泛結納禪教釋子，其內學修養(yǎng)非常人所能及。黃宗羲說：“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為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于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山翁禪師文集序》，《南雷詩文集》上）宋濂的佛學修養(yǎng)在宋元明清理學家中無人比肩。宋濂有時自稱“無相居士”，但卻不服膺佛學。當他被人批為學佞佛而不正時反駁說：“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何其偏也。”宋濂雖主張“真乘法印，與儒典并用”（《送璞原師還越中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五），但還是嚴格區(qū)分儒家與佛家。他說：“佛家論性，與吾儒論性不同。儒之論性以理言，佛之論性以虛靈知覺言。然究其所以虛靈知覺者，何也？神也。人若能與其神字契勘得破，則知佛所謂法身者，此也。主人翁者，此也。金剛不壞身者，此也。本來面目者，此也。”（《心經句文》，《宋濂全集》卷八十五）他認為，儒家的性即理，是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佛家的性是指虛靈知覺，是神識。事實上，正因為宋濂深研儒佛道三教，才能從儒者立場真正洞察儒與道、儒與佛之界限差異，不簡單調和三教而將儒混同于佛道。他的學侶劉基認為，宋濂“主圣經而奴百氏，馳騁之余，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鄭楷《宋先生致仕潛溪》，《宋濂全集·潛溪錄卷二》）。可見，儒學是宋濂的“主菜”，佛道只是“調味品”而已。

一言以蔽之，宋濂不是文人，也不是道士，更不是居士，而是儒者。他從一個真正儒者嚴苛的立場，來厘清儒與文、儒與道、儒與佛的差異和邊界。當然，宋濂不是儒佛道的調停者，也不是陸王心學的過渡，而是金華朱學、呂學的集大成者。

《光明日報》（ 2023年01月2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