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孝俊（河南財政金融學院副校長、教授）

冷戰結束后，美西方國家以“民主”“人權”教師爺自居，居高臨下對世界很多國家指手畫腳、頤指氣使，動輒揮舞制裁大棒，甚至武力相加，給世界帶來巨大動蕩和災難。美西方的這一做法受到廣泛批評和抵制，倡導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呼聲越來越深入人心。在這樣的背景下，再讀李約瑟70年前發表的文章《歐亞之間的對話》，不無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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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比較是李約瑟研究世界文明史的重要方法，他的《歐亞之間的對話》一文同樣以中西比較為基礎，對歐美民主政治的弊病與傳統中國民本思想的優勢、歐美法制的局限與東方司法思想的和諧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從中闡釋文明互鑒、世界共同體的核心思想理念。

歐美民主應向樸素的中國民本思想取經

李約瑟認為，西方的所謂民主觀念如同它的文化一樣，內部存在嚴重的分裂和矛盾。對于民主的內涵及其實踐方式的理解，英國人和美國人不一樣，東歐人和西歐人不一樣，在某些方面嚴重對立、沖突甚至勢如水火。解決西方民主癥結的出路在哪里？《歐亞之間的對話》一文給出的答案清晰明了——在許多方面需要向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取經。

李約瑟指出，一直到18世紀，歐洲社會“國王的神圣權力”才得到承認。但是在中國，類似的神化、固化君權的命題——“天命論”在2000多年前就被當時的法家拋棄了。李約瑟進而認為，中國古代先秦時期就有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及“愛民之所愛，憎民之所憎”的民本思想，才是民主應有的本質，這正是歐美西方國家應該學習的。

李約瑟直言，當代歐美國家“什么都不缺，只缺善良的愿望”，即缺乏對普通百姓的真正同情和理解，沒有把維護世界和平作為制度目標，把真正滿足“人民的需要”放在施政首位。這種政治倫理觀念正是中華文明的長處所在，因為中國“有一種不依靠超自然力量的倫理學和不以原罪的悲觀論學說為基礎的偉大文化傳統”。在民主制度建設方面，李約瑟鄭重提出“這個世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孔子和老子”。

面對西方社會治理已經出現的各種亂象以及西式“民主神話”的破滅，李約瑟從倫理學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科學、倫理及民主觀念的關系內涵。他提出首先要厘清“科學究竟為誰而存在”，這才是“民主最深刻的意義”。他認為，如果科學不能為人民服務，所謂的民主就沒有任何意義。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我曾聽到歐洲人堅持認為，既然只有我們才懂得什么是民主，那么用（科學武裝起來的）武力把我們的觀念強加給非歐洲人就是我們的責任。”其實，所謂西式民主的擴張，本質上就是資本打著民主的旗號，在世界范圍內肆意踐踏其他文明社會的民主與民生，科學在這里成了他們在全球攫取利益的血腥工具。“他們的科學”甚至不是為了本國人民而存在，而是為了資本而行動，為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國防”而存在，為了特殊的資本利益集團而存在。

糾偏歐美法制的局限應從東方司法思想中汲取營養

李約瑟從源頭分析了歐美法制的局限。他認為，“希臘人最早根據數目有限的公理合乎邏輯地演繹出整個自然知識假定的歐幾里得觀念”，這對近代科學得以在歐洲發展起到了基礎作用。但是，如果認為羅馬法的抽象特點和歐幾里得幾何學相吻合，進而認為這種以羅馬法為基礎的法律也被看成歐洲文化的豐碑，這顯然并不成立。同樣，以此為基礎的在“不受控制的各種前提之間編織羅網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很快蛻化為宗教裁判所可惡的教條”。李約瑟進而指出，“在當代，我們先后看到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出現。主權國家之間的各種協定要服從法律規則。但這是些什么樣的規則呢？當然是歐洲的法律規則”。這種“單邊規則”導致現在西方最好的法學家致力于解釋“集體安全”之類的術語，造成的結果是“世界上最工業化的強國用空中力量徹底摧毀世界上最不工業化的新興工業和幸福萌芽”。

基于以上思想基礎和行動邏輯，歐美所取得的所謂普遍性的自然科學成就并不是“法學家、神學家和政治家的業績”；那種“凡實際上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發展起來的東西都有普遍性，凡歐洲的東西也都有普遍性”的假定是不成立的；那種認為羅馬法“顯然”是人類思想在法律領域內的最大成就，希臘哲學當然是最接近人類達到過的形而上真理的哲學，基督教揭示和要求所有人都相信的是絕對真理等觀念，也是荒唐至極的。

對于以上局限，《歐亞之間的對話》這樣描述：“當西方有贊成法律虛構的傾向時，東方卻不大為職業巧辯所支配。……古代中國熟悉法律規則，但在意識上更喜歡公正的規則。”因此，這方面“歐洲人不應該再認為他們從東方司法制度學不到什么東西”。

厘清世界科學史源頭?當今文明更需交流互鑒

李約瑟的文明觀從未在歐亞文明的優劣問題上進行“二選一”的判斷，他更重視從長時段中分析各個文明之間的互鑒。李約瑟認為：“人人都應該明確懂得，歐洲沒有產生‘歐洲的科學’，而是產生了普遍有效的世界科學，這是唯一可以最自由地與世界上所有民族分享的東西，實際上不只是歐洲一個民族為它的形成奠定了科學基礎。”

隨著其他民族對這些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發展，他們不可避免地要為擴大人的認識范圍、進一步提升科學技術水平作出貢獻。也就是說，近現代西方的科學技術本身就是包括亞洲人民在內的全世界文明互相交流的結果，過去是這樣，將來更是如此。“歐洲人認為科學是他們的私有財產，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唐的。他們可以得到永遠專利證的保護，但這無關緊要，科學永遠屬于世界大家庭。”因此，基于科學是歐洲人的私有財產這種理由對其他國家進行封鎖遏制，就顯得更加不可理喻。

然而，基于近代科學技術產生于歐洲這個歷史事實，大西洋兩岸在幾個世紀里產生優越感的同時，也形成了對其他地區和民族的統治擴張心理。在今天，這種心態已經變成對世界的威脅：他們總是設法把典型的西方觀念強加給其他民族，后者如果不服從，他們就會用最先進的武器迫使其屈服，甚至將其摧毀。

李約瑟曾作為國際和平委員會成員深度參與調查美國在朝鮮實施細菌戰一事，美軍的反人類行徑使得他對歐美社會帶給其他文明的災難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他提醒歐美國家：“在亞洲人看來，掀起所謂‘自由世界’的浪潮并非為了遏制共產主義，而是要對付某種政治意識的誕生、民族獨立運動和亞洲各國人民爭取工業化從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換句話說，亞洲人民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倡所謂自由、發動侵略戰爭的目的洞若觀火。所謂“民主自由”只是幌子，本質上還是西方資本利益集團欺壓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阻止他們過上美好生活。

事實上，歐美同時代有許多有識之士像李約瑟一樣為不同文明的互鑒交流、平等相待而奔走呼號，并投身于偉大的實踐中，“歐洲人應遵循像施韋策這樣的醫生、路易·艾黎這樣的工程師、白求恩這樣的外科醫生”的忠告，改變歐美人在世人心目中的糟糕形象，“不應再作為汽油彈、地毯式轟炸和原子彈技術的發明者出現在其他人類面前”。

歐美國家內部的毒品槍支泛濫、種族歧視盛行等問題是長期存在的社會痼疾，始終困擾著西方社會。怎樣解決他們自身的這些問題？作為科學史家，李約瑟基于宏大的世界長時段歷史范疇，提出了中肯的建議：從有利于歐洲人的角度來看，進行對話也是同樣重要的——“因為僅從歐洲人的觀點來考慮，歐洲的問題是永遠得不到解決的，必須通過由亞非各國人民所構成的人類大多數的眼睛看歐洲，看歐洲的歷史及其成敗”。“我們需要堅信，任何種族主義和文化優勢信念都是與世界共同體背道而馳的。”文明對話、共享互鑒成為李約瑟思想中破解世界上各種矛盾沖突的重要思路。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24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