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金波（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寧夏大學特聘教授）

(資料圖)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自古以來各民族間交流頻繁，關系密切。各民族之間往往交錯雜居，來往頻繁，相互幫助，親密無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自然而然地發生相互通婚的深度交融現象。

對于各民族之間的通婚，傳統歷史文獻記載較多的是和親和賜婚。這些族際婚姻貫穿于中國古代歷史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對歷史發展有著一定影響。實際上，各民族間的通婚更大量地發生在民間。民間的族際婚姻更為真實、更為廣泛地顯示出民族間水乳交融的親密關系。這種重要歷史現象，傳統歷史文獻缺乏記載。而古代的戶籍賬之類的文書檔案等，則能保留不少這方面的原始資料。但可惜這類重要文獻多難以保存下來，特別是明代以前的檔案資料更是極為少見。近代出土的古代文獻中，有一些反映古代民族之間通婚的資料，顯得十分珍貴。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中的戶籍、契約等檔案資料，就包含著具體而生動的有關事例，值得學界重視。

西夏文戶籍賬（中間一戶為第9戶）?資料圖片

出土西夏文戶籍賬反映民族間的通婚

20世紀初，俄國的一支探險隊在中國北部的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發現了大量西夏文獻、文物，遂席卷而走，至今仍藏于圣彼得堡。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合作，將藏于俄國的黑水城出土文獻陸續在中國整理出版。已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匯聚了8000多編號的西夏文文獻，其中包括大量基層社會文書。

西夏文社會文書中的戶籍賬表明，在西夏的基層社會確實存在不同民族間的通婚現象。6342-1號西夏文草書戶籍賬殘卷，存有一個鄉里中30戶的資料。其中每一戶首先記戶主姓名，然后分男、女記大人和小孩的人數、與戶主的關系和姓名。其中凡姓氏后帶有“氏”字者皆為已婚女性。

西夏出土文獻中有西夏文和漢文《雜字》，其中分別記錄了西夏的“番姓”和“漢姓”。番姓即西夏主體民族黨項族姓氏，漢姓即漢族姓氏。以戶籍賬中人名的姓氏，檢索《雜字》中的姓氏，便可知其民族屬性。這樣可看到該戶籍賬中，有的家庭夫妻皆為黨項族，也有的家庭夫妻雙方都是漢族，還有的是黨項族與漢族結為夫妻的家庭。其中族際婚姻家庭如：

第6戶

一戶千叔訛吉二口

男一

大一訛吉

女一

大一妻子焦氏兄導盛

此戶戶主名千叔訛吉，千叔是黨項族姓，他是黨項人。其妻子姓焦，是漢族。

第9戶

一戶嵬移雨鳥五口

男二

大一雨鳥

小一子正月有

女三

大一妻子羅氏有有

小二女白面黑金□

此戶戶主名嵬移雨鳥，嵬移是黨項族姓，他是黨項人。其妻子姓羅，是漢族。

第11戶

一戶卜顯令二口

男一

大一?顯令

女一

大一?妻子律移氏兄令

此戶戶主名卜顯令，卜是漢族姓，他是漢族。其妻子姓律移，律移是黨項族姓，她是黨項人。

第27戶

一戶千玉吉祥有四口

男一

大一吉功[祥]有

女三

大三妻子瞿氏五月金

妻子梁氏福事

女鐵樂

此戶戶主名千玉吉祥有，千玉是黨項族姓，他是黨項人。其妻子姓瞿，是漢族。

以上4戶信息顯示，各戶中夫妻二人是不同民族間結婚的。有3戶丈夫是黨項族、妻子是漢族，1戶丈夫是漢族、妻子是黨項族。從上述戶籍賬中已經能確定的不同民族的夫妻關系看，這30戶中至少有4戶是黨項族和漢族相互通婚，共同組成家庭，反映出當地普通民眾中族際婚姻已不是個別現象，顯示出民族間在密切交往中實現自然深度交融。

西夏光定申年（1212年）曹肅州貸糧典物契?資料圖片

出土西夏文契約反映民族間的通婚

黑水城遺址出土的文獻中還發現了一批契約。這些契約在正文中及最后的契尾有當事人的署名。通過署名的姓氏可以查檢他們的族屬。

在一些借貸契約中為了確保借貸者還貸，除借貸者本人要署名畫押外，還要有同立契者也即同借者簽名畫押。同立契者多為借貸者的家人、親屬或至近的朋友。若借貸者不能按時還貸，同立契者有還貸的責任。一些同立契者的姓名前明確記載與借貸者是夫妻關系，其中有的夫妻顯然是不同的民族。

如4696－3（8）號西夏光定申年（1212年）曹肅州貸糧典物契，其契尾的簽署畫押為：

立契者曹肅州（畫押）

同立妻子訛七氏酉寶（指押）

同立契□羊金（畫押）

證人梁老房寶（畫押）

證人老房有（畫押）

立契者曹肅州是漢族，同立契者妻子姓訛七，是黨項族，兩人為不同民族通婚。

又如7741（15）號西夏天慶寅年（1194年）積力善寶貸糧契，其契尾的簽署畫押為：

立契者善寶（畫押）

同立契者妻子肅氏爾嘎金（畫押）

立契者積力善寶是黨項族，同立契者妻子肅氏爾嘎金，是漢族，兩人也是不同民族通婚。

有的契尾中的同立契者未明確記錄妻子的身份，但從其性別和在契尾的位置可判定為立契者的妻子。

如7741（1）號西夏天慶寅年（1194年）石狗狗子貸糧契，其契尾的簽署畫押為：

立契者石狗狗子（畫押）

同立契鋪力氏弟引（畫押）

立契者石狗狗子是漢族，同立契者為鋪力氏弟引，鋪力為黨項族姓，她是第一位同立契者，是與立契者關系最密切的異性，應是立契者的妻子。

又如5949－21（1）號西夏光定申年（1212年）嵬移吉祥盛貸糧抵押契，其契尾的簽署畫押為：

立契者嵬移吉祥盛（畫押）

同借渾氏樂引（指押）

立契者嵬移吉祥盛是黨項族，同立契者渾氏樂引，渾為漢族姓，她是與立契者關系最密切的異性，應是立契者的妻子。

以上例證證實，在民間借貸的契約中，也顯示出西夏時期不同民族間相互結親、組成族際婚姻家庭的真實情景。

其實在黨項族未立國前，在西北地區就與其他民族雜相聚處，《宋史·太宗紀》記載，宋至道元年（995年）八月“禁西北緣邊諸州民與內屬戎人昏娶”。這里所謂“戎人”即指黨項人。宋朝禁止黨項族和沿邊的宋朝百姓結為婚姻，反映出當時宋朝沿邊百姓和黨項族通婚已不是個別現象。西夏時期政府并不限制不同民族之間的通婚，各民族之間的通婚更加順暢普遍。

莫高窟61窟僧人供養人旁有西夏文、漢文合璧題記（左上為翟嵬名九像）。資料圖片

雙姓氏名字反映民族間的通婚

在西夏文文獻中，有的人名的姓氏是兩個姓氏疊加在一起，形成雙姓氏名字。這種特殊的姓氏往往是兩個不同民族的姓氏的相加,也顯示出不同民族通婚的事實。

在所見人名中有漢姓和番姓兩個姓氏時，多是漢姓在前，番姓在后。如，西夏《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中，記載書寫西夏文碑銘的為西夏切韻博士渾嵬名遇；莫高窟61窟眾僧人供養人旁皆有西夏文、漢文合璧題記，其中一名僧人旁記“住緣僧翟嵬名九像”；榆林窟12～13窟之間的題記有“張訛三茂”等。以上姓氏第1個字分別為渾、翟、張，皆為漢姓，第2、3兩字分別是嵬名、訛三，為黨項族姓。這種雙姓氏現象是不同民族的父姓與母姓共用，表明不同民族間的通婚關系。在西夏，黨項族作為主體民族，地位較高。有的漢人與黨項人結為婚姻后，便在自己的漢姓之后加上妻族的姓氏，或在所生兒子的名字內于父姓之后再加上黨項族的母姓，以顯示有黨項族血統，有較高的地位。這種特殊的姓名透露出黨項族和漢族互通婚姻、民族之間自然同化的明顯痕跡。

以上出土文書、文物中的兩個不同民族姓氏疊加在一起的現象，從一個新的側面反映出民族間密切交流、自然通婚、深度交融的史實。

民族名稱變成姓氏反映民族融合

在西夏還有一種特殊現象，即有的民族在融合進程中被納入黨項族中，以民族名稱作為姓氏，更突出地反映出民族間的融合現象。在西夏文《雜字》“番姓”中就包括“鮮卑”一姓。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鮮卑族，其中一部分在西夏時期由于和黨項族長期共同生活，已經相互融合。這些鮮卑人不用原來的拓跋、獨孤等姓，也不用北魏時期改的元姓等，而是直接以鮮卑為姓。在榆林窟第29窟中有西夏供養人像，其中首位即真義國師鮮卑智海。在《圣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的題款中記載法師鮮卑寶源擔任漢譯。

更令人驚嘆的是在西夏滅亡270多年后，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遷徙到保定府（今河北省保定市）的西夏后裔，在寺廟所立西夏文和漢文合璧的經幢銘文中，記錄了立幢和隨喜的眾多人名，其中不僅有包括西夏皇族嵬名氏在內的很多黨項族，也有很多漢族，其中也有以鮮卑為姓者多人，如鮮卑豐多仁、鮮卑三鳩、鮮卑由保、鮮卑富成，此外還有鮮卑氏文束等女性。由此可見，鮮卑氏的一些人與其他黨項族后裔一起，自西北輾轉到華北，雖仍保留著原民族的一些痕跡，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后來他們都融入到當地的漢族之中了。

西夏漢文本《雜字》的“番姓”中，有一姓是“絗紇”。“絗紇”即“回紇”或“回鶻”。在此《雜字》中把回鶻作為番族的一姓，也表明像“鮮卑”姓那樣，一部分回鶻人已進入番族，表明西夏人有時把回鶻看成是一個番族的姓氏。而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規定：“任職人番、漢、西番、回鶻等共職時，位高低名事不同者，當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表明在西夏政府中有黨項人、漢人、吐蕃人和回鶻人，回鶻人還被看作是一個民族。但在實際生活中，回鶻往往被歸入被稱為番人的黨項族內。

如西夏光定未年（1211年）李犬盛借駱駝契中的證人回鶻吉祥有，即以回鶻為姓氏。此外，在西夏社會文書中的名字的黨項族姓氏后，加上回鶻二字，表明此人家庭有不同民族通婚。如天盛二十二年（1170年）寡婦耶和氏寶引母子賣地房契中北界土地的主人耶和回鶻盛，乾祐戌年（1190年）盛犬貸糧抵押契中的同借者居地回鶻金，天慶寅年（1194年）只移回鶻后貸糧契的立契者，天慶卯年（1195年）居地吉寶貸糧契中同借者康回鶻子，天慶亥年（1203年）恧恧老房男貸糧抵押契中的同立契者梁回鶻張。以上人名中的回鶻表明他們的家庭與回鶻人有婚姻關系，他們的母親有很大可能是回鶻人。

西夏皇族的異族通婚

傳統文獻中記載了西夏皇室異族通婚的事實。如太祖李繼遷、景宗元昊和崇宗乾順曾先后娶契丹皇室女義成公主、興平公主和成安公主為妻。毅宗時曾以宗室女嫁給歸降西夏的吐蕃族首領禹臧花麻。崇宗時又以宗室女嫁給吐蕃首領趙懷德。西夏皇帝娶漢族女為妻者更多。如崇宗乾順之妃曹氏為漢族，生子仁孝，是為仁宗；仁宗妃羅氏也為漢族，生子純佑，是為桓宗，西夏兩代皇帝的母親都是漢族，反映西夏皇族中漢族的血統成分越來越多了。

西夏立國前元昊將皇族改為嵬名氏，經過長期的繁衍、分化，至西夏后期，其中有不少成為生活在基層的普通百姓。在西夏借貸文書中不乏姓嵬名的人，有的是借貸者，也有的是放貸者，其中也有的人名有兩個民族姓氏。這反映出在西夏民間，西夏皇族后代也與其他民族結親。如天慶寅年(1194年)嵬名趙小狗貸糧契，立契者名字嵬名趙小狗包含了皇族嵬名姓和漢族趙姓。近代發現了一些西夏文首領印，印背皆鐫刻持印者人名，其中也有發現一個姓名包括兩個民族姓氏的，如吳嵬名山。

總之，以上資料是宋遼夏金時期民族大融合的具體實例，這些僅是當時千千萬萬族際婚姻中若干存留于世的典型，折射出中國歷史上不斷發生的普遍現象，反映出民族交往中自然融合的大趨勢，因而顯得十分珍貴。不同民族成員生活在同一家庭中，通過共同的經濟、文化生活，在語言、習俗、心理等方面互相影響，互相滲透，逐漸融合成一體。這種族際婚姻是民族間密切交往的自然結果，加深了各民族之間的密切關系，有利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今天，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各民族會有更加廣泛深刻的交流，相互融和會更為顯著，我們應該正確理解和加強民族間的自然交融，為促進民族團結、增強國家凝聚力作出自己的貢獻。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01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