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良渚文明興衰的鎖鑰

——《尋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記》讀后

作者：陳雍（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顧問）

(資料圖片)

這個驕陽似火的7月，一部聚焦良渚古城古往今來的新作，或許能令讀者略感平靜。它試圖通過考古隨筆的形式，找回千年前失落的文明。

也許是機遇，或許是巧合，7月對作者來說是個特別的月份。三年前的2019年7月，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劉斌在阿塞拜疆巴庫見證了中國良渚古城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5年前的2007年7月，這位主持和參加過多項重大遺址發掘的考古人，發現了良渚古城。

也是在三年前，由他主要執筆和組織撰寫的《良渚古城遺址綜合研究報告》，獲得了2019年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評選的錢學森金獎。而《良渚古城遺址綜合研究報告》因其闡述了良渚古城遺址突出普遍價值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成為良渚古城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學術支撐。

作為《良渚古城遺址綜合研究報告》的姊妹篇，《尋找失落的文明》在良渚古城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后，作者劉斌用自己的考古經歷，向讀者講述了良渚古城從遺址到遺產的歷程與心路。在娓娓道來的敘事中，作者深入淺出地講述了良渚考古遺產的價值，讓讀者清楚地認識到，考古遺產對于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無可替代作用。

可以說，《尋找失落的文明》這本書的構思設計很巧妙。在序言和目錄之間插進一個“楔子”——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其中，作者回顧了從1981年開始學考古到2019年良渚申遺成功所經歷的40年。其間，以2002年成立良渚遺址保護專家咨詢委員會和編制《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為界，分為前后兩個20年。作者正是有了前面20年的考古經歷與思考，有了對良渚這片神奇土地的熟悉與熱愛，從良渚人的生活居址到良渚人的墓地，從反山良渚王陵到良渚古城，一步步地走進良渚人的世界，走進5000年的良渚王國。他深情地說道：“回望5000年，這是我與良渚的緣分，也是使命。”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的那天晚上，激動的心情讓他無法入眠，于是《今夜我在巴庫》從鍵盤下流淌出來，今夜因為你/而注定永恒/良渚/阿塞拜疆。

《尋找失落的文明》?劉斌?著?浙江古籍出版社

卞家山出土的紅陶罐?選自《尋找失落的文明》

2020年，劉斌成為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和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館長，實現了考古者向文化遺產傳播者的轉化——這是“我的良渚考古之路”后續的發端。

這本書設計了十個篇章，講述1936—2021年幾代考古學家發現、研究、保護良渚古城遺址的經過。作者采用復線敘述方式，一條線敘述考古發現與思考，一條線敘述考古研究與認識，一條線敘述考古者的思想與情懷，三條線交織在一起，敘事與認識環環相扣，層層深入，讀者被作者的情感變化帶到考古的情境之中，從而加深了對考古學的正確認識。

上個世紀20年代，近代考古學在中國出現不久，中國學者便提出與起源有關的三個問題：中國人類的起源、中國文化的起源、中國文明的起源。100年來，中國考古學發現和闡釋了中國百萬年人類史、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5300年的良渚文明，為連續性與多元性的中國古代文明，提供了一個最古老的源頭。

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在《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五千年中國進入文明的一個例證》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已邁入了文明的門檻，奴隸占有制并非進入文明時代的良渚文化的社會形態，它具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社會分為權貴和基本居民，前者是社會主宰并從后者聚斂財富，然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奴隸；第二，軍（王）權與神權并重；第三，良渚文化中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張先生主要從社會分層與權力地位體系方面論述了良渚社會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借用“方國”一詞指稱并非“奴隸占有制”的地域性（方）國家（國），為正確認識良渚社會性質指明了方向。

按照張忠培先生的這種認識，我發現良渚古城及其外圍的遺址群組成了早期國家，它有三個基本特征：按地域組織起來的政治社會、復雜的社會分層、權力等級系統。王權輪換制與官員職官制構成這個權力等級系統（即官僚體制）的主要內容。良渚早期國家以古城為核心，古城內的“井”字形道路網，中心位置的宮殿與墓地二元對立，城、郭與郊、野的功能劃分，具備了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的雛形。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生產、玉石器生產，代表了良渚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賦稅、徭役、禮制，構成了良渚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原始宗教和造型藝術，反映出巫覡形象與等級社會價值觀、分層宇宙觀，這些是良渚社會存在的反映。劉斌在這本書里采納了我在《解讀良渚文明：中國早期國家形態特征及其研究路徑》中的說法。

嚴格意義上說，考古學是講究實證的學科。劉斌在“洪水來襲”中寫道，在良渚古城發現后的十幾年考古中，我們逐漸認識到，距今4200年左右杭州余杭所在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洪水滔天，濁浪翻滾，以至于在這片土地上普遍留下一米多厚的洪泛層。洪水之后，這里已經不適合人類居住，良渚這片神奇的土地，在洪荒之中一直沉睡了2000多年，卻留下了大禹治水的傳說。如果把余杭距今4200年的洪水理解為大禹時代的洪水，那么5000年前良渚人興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便可以理解為鯀時代的治水。

歷史文獻將禹之前的城市建設與水利工程集中在鯀一個人的身上，說明了兩個工程在時間上的一致性。文獻記載的鯀障洪水和禹導洪水，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設計理念的水利工程，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有先有后。《史記》等文獻記載鯀與禹的父子關系，實際代表了歷史上兩個接續的時期。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位于古城之北，其主要作用是攔住從大遮山流下來的洪水，保障古城的安全，屬于塞障類型水利工程，比疏導類型水利工程早出現了將近1000年。有意思的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出現總是離不開水利工程，在以鯀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現了良渚早期文明；在以禹為代表的水利工程中，出現了夏文明。

1990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九屆全體大會在瑞士洛桑通過《考古遺產保護與管理憲章》，旨在體現通過考古手段獲得的文化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這個文件提出，考古遺產是根據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資料實物遺產部分，包括人類生存的各種遺存，由與人類活動各種表現有關的地點、被遺棄的結構、各種各樣的遺跡(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遺址)以及與上述有關的各種可移動的文化資料所組成。這份文件還提出，考古遺產的保護政策應該構成有關土地利用、開發和計劃，以及文化環境和教育政策的整體組成部分；一般民眾的積極參與必須構成考古遺產保護政策的組成部分；考古遺產的保護應被看作是全人類的道德義務，它是民眾的一項集體責任。《尋找失落的文明》用通俗生動的文字、插圖與二維碼動畫，向讀者解讀了良渚古城的遺產價值，這本書在科普考古知識、培養公眾正確認識考古遺產方面，作出了創新性的貢獻。

劉斌在最后一章的開篇說，在良渚之后的幾千年里，雖然文化的面貌與載體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是良渚人的文化與精神滲透在了中華文明的血脈之中。

張忠培先生在中華玉文化中心第五屆年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中提出，要將中國玉器與玉文化置于中國文化整體中考察。基于此，劉斌用“愛玉的中華”作為這本書的結尾。他從良渚文化最具特征的玉器入手，引出9000多年以來的新石器時代玉器，先秦時期玉器，直至秦漢、隋唐、宋明時期玉器。可以認為，玉器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特質，從其產生之初便與人們的審美意識以及精神信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玉器中凝結了更多的人文與精神內涵。他認為，玉器9000多年的傳承發展，為我們了解中華文化脈絡，提供了一條美麗的線索。

20世紀30年代以來，幾代考古學家為了尋找與守望古老的良渚文明付出了太多的艱辛。徜徉在《尋找失落的文明》理性和詩情兼具的文字里，我仿佛站在赤色瑤山上，遙望遼闊星空，感到5000年并不遙遠。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23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