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爭鳴】

(資料圖)

作者：顏慶余（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不滿足于字面的意思，在詩篇的字里行間，努力推求索解隱含的深義遠旨，幾乎是每一位批評家的天性。韋應物《滁州西澗》，謝枋得讀出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的深義。蘇軾《卜算子》，鲖陽居士讀出賢人無助不安又愛君不忘的遠旨。這樣讀詩不免招致穿鑿附會、深文羅織的批評，然而，這樣的閱讀習慣似乎已經寫入學者的基因，難以移改。在諸多題材中，詠物和寫情兩類又是比興寄托手法的重災區(qū)，托物以取義，借男女之情以寫君臣大義，是屢見不鮮的詮釋。元好問以《摸魚兒》詞牌填寫的《雁丘辭》，既為詠物，又是寫情，原本就包含遭受深文羅織的體質。不過，這首詞附有一篇交代具體本事的小序，事先杜絕了穿鑿附會的可能，自古以來都只是當成一首頌美至情的詞作，并無異辭。豈料終于還是有學者努力推求索解，從中讀出所謂的故國之思的寄托。

徐晉如先生《元好問〈雁丘詞〉是寫情之作嗎》（《光明日報》（2022年5月30日13版），挑戰(zhàn)相沿已久的定論，認為元好問“想要在詞中寄托其對哀宗、末帝的無限同情”，“雁丘實指代哀宗在汝上的墳塋”，此詞“不是一首愛情頌歌，而是感慨興亡、心系故國的遺民血淚之唱”。這篇翻案文章的主要思路是：一、先從此詞的內在矛盾提出疑問；二、進而將此詞重新系年于金亡之后，由此存在寄托故國之思的可能；三、再引證李治的和詞與元好問《幽蘭》詩，構建此詞與金哀宗自縊幽蘭軒之間的聯系；四、最后援引楊果的和詞，作為旁證。這樣的邏輯進路似乎可以成立，實際上卻經不起推究。

先說第一點。徐先生讀出的內在矛盾包含兩點：一是章法上，過片三句引用漢武帝泛舟汾河而作《秋風辭》的典故，造成“下片總有疏離之感，與上片截然兩段，不成一體”；二是抒情上，下片的“招魂楚些”“山鬼自啼”“狂歌痛飲”等句，徐先生提出疑問：“汾上雁丘能承載得起如此深重的哀傷嗎？”

關于詞中引用漢武帝典故的理由，繆鉞的鑒賞文章指出三點：一是地點相合，雁丘在汾水之上，漢武帝泛舟于汾河；二是扣住主題，此詞詠雁，而《秋風辭》有“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句；三是化用語匯，詞中“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二句，本《秋風辭》“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fā)棹歌”二句。（《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這三點理由已經足夠了，不過，徐先生仍說：“終嫌牽強，便不渾成。”這里不妨補充一點理由。胡應麟《詩藪》指出：“《秋風》，百代情至之宗。”可見在至情的主旨上，《雁丘辭》與《秋風辭》是相通的。地點、主題、語匯和主旨的相合相通，已足以表現此詞上下片的渾然一體。

關于下片“如此深重的哀傷”的質疑，事實上，這正是《雁丘辭》所以膾炙人口的原因。許昂霄《詞綜偶評》評此詞：“綿至之思，一往而深，讀之令人低徊欲絕。”而且，上片“恨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開篇就已將“如此深重的哀傷”傾瀉而出。上片與下片的抒情，渾成一體，有何內在矛盾？

次說第二點。《雁丘辭》的小序，自述瘞雁汾水之上而成雁丘并作詩的經歷，時間在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又述后來以《摸魚兒》詞調改定舊作之事。改定時間并不明確，吳庠《遺山樂府編年小箋》與趙永源《遺山樂府校注》，仍定于舊作之時，而繆鉞《元遺山年譜匯纂》只是說：“似亦不會太遠。”徐先生引證李治的和詞，中有“詩翁感遇”“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堤樹”等句，推斷改定時間在元、李二人桐川相會的元太宗九年（1237年），或稍前數年。

這一推斷不能成立。元、李交往密切，二人相會未必只在元太宗九年。李治追和遺山詞，未必要在相會之時。平時郵筒互致，有何不可？即是在元好問逝世后，追和故人詞作，又有何不可？李詞中稱元好問為“詩翁”，只能說明他追和時元好問已成老翁，不能說明元好問改定時已成老翁。事實上，李治僅存詞五首，都是與元好問的唱和之作，都附錄于《遺山樂府》中，難道都是寫于桐川相會之時？

再說第三點。這應該是徐先生翻案文章最有力的證據。然而，李治和詞中“小草幽蘭麗句”一句，用來指稱元好問《雁丘辭》，未必“明有所指”；元好問詩的“幽蘭”與金哀宗自縊的“幽蘭軒”，只是存在字面上偶合的聯系，未必就有內在的指涉關系。

在《楚辭》的香草美人的譬喻系統里，蘭草是最為重要的一種。其中“幽蘭”一詞，屢見于屈原的作品，如《離騷》“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又如《九章·悲回風》“蘭茝幽而獨芳”。在后世詩文的很多用例中，“幽蘭”經常與《楚辭》相關聯。如駱賓王詩“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杜牧詩“幽蘭思楚澤”，歐陽修詩“幽蘭楚俗謠”。又如馬熙詞“只小草幽蘭，心醉離騷譜”，與李治詞“小草幽蘭麗句”，正可參證。元好問也是如此，如其《送詩人李正甫》：“朝從木客游，暮將山鬼鄰。紫芝僅盈匊，幽蘭不充紉。”幽蘭與山鬼并提，都出于《楚辭》。

《雁丘詞》下片有“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風雨”二句，又有“為留待騷人”一句，明確指向《楚辭》。而過片三句化用的漢武帝《秋風辭》，王世貞《藝苑卮言》評為“幾于《九歌》”，沈德潛《古詩源》評為“《離騷》遺響”。可見《雁丘詞》與《楚辭》之間存在明確的聯系。李治和詞的“小草幽蘭麗句”，用“幽蘭麗句”四字評《雁丘詞》，正是著眼于此詞與《楚辭》的聯系，并不是要替作者挑明幽蘭軒的本事。

作為香草美人此喻的“幽蘭”，與指向金源亡國史事的“幽蘭軒”，雖然字面相近，畢竟是二事。在詩詞作品中，“幽蘭軒”并不能省作“幽蘭”。如何喬新《十樓懷古》其九《柴潭樓》：“幽蘭軒中苦復苦，分取遺骸藏宋圄。”即如趙翼《題元遺山集》：“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在“幽蘭”二字前必須有“行殿”二字，才能確認為金哀宗自縊的幽蘭軒。

元好問的《幽蘭》詩，徐先生說：“明為吊哀宗之作。”這并不是徐先生的一家之言。狄寶心《元好問詩編年校注》也認為：“有憑吊金哀宗死于蔡州之意。”不過，這種說法并無切實的依據，只是由詩中“舜九疑”“鈞天帝居”，聯系到金哀宗。但這只是索隱派的伎倆，從古帝王聯系到當今的帝王，只是沒有依據的影射。徐先生又指出，詩中“南山之陽草木腓”，語出《詩經》的《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詩中“蒼崖出泉懸素霓”，語出司馬相如《大人賦》“垂絳幡之素蜺”，都是與帝王有關的典故。這兩處詩句的考訂，即使都能成立，也仍然只是影射之辭。

元好問詩集中抒寫故國之思的例子，并不少見，都是直述其事，直抒其情。如《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其四：“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又如《衛(wèi)州感事二首》其一：“神龍失水困蜉蝣，一舸倉皇入宋州。紫氣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鄉(xiāng)秋。”二詩述說金哀宗出奔事，都是明白顯豁的感愴之辭，何以《幽蘭》詩如此隱晦，多方影射，需要學者的推求索隱，才能顯出主旨？

元好問《幽蘭》詩實際上是屬于幽蘭主題的文學譜系的一首古樂府詩，與舊題孔子《幽蘭操》、鮑照《幽蘭》詩、楊炯《幽蘭賦》等，主旨相近，都有傷時、孤潔之意。具體地說，元好問《幽蘭》詩是以空谷幽蘭的意象為中心，擇用《楚辭》的相關語匯，如辛夷、杜若、芙蓉、江蘺、山鬼等，以及山鬼等形象，又糅合屈原、夷叔、孔子等圣賢的本事，表現獨立山中、寸根不移的志節(jié)。《幽蘭》詩是元好問取資于文學傳統，展現復雜的文學技巧，借以表露心跡的一首抒情詩，與金哀宗自縊幽蘭軒一事并無聯系。

最后說第四點。徐先生認為，楊果的和詞中，“想塞北風沙，江南煙月，爭忍自來去”等句，有故國之思；又說“待細讀悲歌，滿傾清淚，為爾酹黃土”數句，是“讀出了遺山詞背后的遺民心跡”。不過，這些看法并無論證。實際上，楊果和詞只是在技巧上忠實地回應元好問的原唱，以上兩個片段，分應原唱的“渺萬里層云，千山暮景，只影為誰去”，與“為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丘處”。這樣的和詞并不能作為旁證。

綜上，徐先生的翻案并不能改變由來已久的定論。元好問《雁丘辭》是基于瘞雁的實事而歌詠生死相許的至情的一首詞，并無借雁丘以影射金哀宗汝上墳塋的政治寄托。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19日?13版）